2006年新浪举行的文化偶像评选表明，在所有那些女性中间，除了情欲型偶像，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母亲偶像的踪迹。但事实上“母亲”并未彻底蒸发，只是它与人的相对位置发生了改变。人与偶像的垂直关系消失了，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水平关系：由于资本逻辑的作用，母亲急速下降到了情妇的级位，她们从神位上走下来，悄然溜入了男人的卧室。这种剧烈的结构转换引发了母亲偶像的死亡。在偶像的暗淡黄昏，母亲的爱意瘫痪在了情欲泛滥的现场。

在贵妇型母亲死亡之后，“贱妇”开始大规模涌现，她们的性感身影遮蔽了母亲的衰老容颜。台湾政界“贱妇”璩美凤一脚踢开了华语传媒的大门。继那些性感歌星、影星和球星之后，这个政治y谋和性文化的双重受害者，摇身变成利用性形象进行自我形象塑造的高手；而在广州，一位年轻女人以“博客”的方式展开自我性隐私曝光；某四川女歌手利用“性丑闻”来自我炒作。在她们的四周，环伺着赛金花、柳如是等诸多下半身偶像。她们从历史传说的粉红色尘埃里复活，与“新生代”性工作者一起，充当文化荡妇的代言人。她们在本质上与生殖与守护无关，而是成为一种纯粹的身体型代码，为华语地区男人的秘密情欲提供服务。

所有这些迹象都已经清晰地表明，官方媒体严肃的规训化声音，无法满足日益高涨的娱乐需求。公众渴望民间丑角的诞生，并且对每一个自我献身的“呕像”作出热烈反响。2005年，是中国文化史中最奇特的年份之一。“芙蓉姐姐”、“程菊花”、“红衣教主”以及全体“超女”预备队，在短短数个月里大量涌现，形成巨大的大众文化风暴，令所有的观察者目瞪口呆。一方面是学术掮客大肆推销儒家经典，一方面是大众媒体炒作文化呕像，这种尖锐的对比，显示了后集权时代文化价值体系的严重分裂。

人们已经看到，“流氓雀”l身上网，孤身跟网友展开大战，而她年幼的孩子就在身边。这种古怪的场景展示了一种崭新的母亲造型的出现。她是无畏的母亲，同时也是性感的女战士，奋战在口水飞扬的互联网沙场，给那些胆敢冒犯和辱骂的敌手以迎头痛击。

“芙蓉姐姐”的出现，引发了小规模的结盟浪潮。有报道称，她的拥趸们自称“小蓬蓬”，模拟金庸武侠小说，组成虚拟的“芙蓉教”，推举“芙蓉姐姐”为芙蓉教主。这是“哄客社会”诞生的重要迹象。这种蓄意的幕后炒作的成功，意味着炒作者完全掌握了大众心理的秘密。

看过程菊花舞蹈视频之后就会发现，这是一个罕见的自我献身的丑角，应大众媒体的娱乐需求奋然出场，以呆傻可爱的形象，从她的古怪“道具”——一种蛹状的呼啦圈里脱茧而出，完成了她对于娱乐群众的献身，成为引逗大众爆笑的杰出明星。菊花的这种“蝶化”，似乎是所有丑角明星诞生的戏谑性象征。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闹剧里，电视、平面媒体和互联网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们以花脸代替花旦，以呕像替换偶像，用愚乐取代娱乐，进而以丑女经济代替美女经济。自从内地进入周星弛式的娱乐时代以来，历经大约八年的反讽式话语的炼制，中国大众文化突然发生了剧烈的价值飞跃。它不再是精英文化的附庸，而是要独立自主地开辟反偶像和反美学的奇异道路。

然而，丑角时代的真正主角，既不是丑角本身，也不是大众媒体，而是那些渴望民间丑角诞生的娱乐群众。他们对每一个自我献身的呕像做出热烈反响，以期从他们那里榨取最大的“娱值”。他们汇聚成庞大的“哄客社会”。“哄客”是针对文化丑角的新式消费主体，享受丑角带来的狂欢，并通过收视率和点击率进行投票，在互联网上表达意见，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他们的趣味决定了“丑角经济学”的收益，也决定了丑角的命运。在某种意义上，哄客是丑角的同谋，但他们的叫嚣却是丑角时代的最强音。

侏儒式的巨人，面容丑陋的美人，举止粗鄙的淑女，身段走形的模特，技艺拙劣的舞蹈家，恐怖走调的歌手，文字恶俗的作家，这些丑角是价值倒置的英雄，向精英主义制定的公共审美尺度，发出咄咄人的挑战。尤其是那些歌者和舞者，冒着被耻笑的危险，以惊人的率真，展开电视－互联网抒情，引发公众无限惊叹。先锋艺术家甚至借此炮制了全新的刘胡兰雕像，茹房坚挺，无比性感，犹如一枚超级r弹，击打着敌人的萎缩神经。

正是资讯时代的电视和互联网，向小人物提供了无限多的机遇，使城市草根有自我书写的契机。从“芙蓉姐姐”和程菊花的故事里，人们可以探测到“阿甘正传”的诸多元素：她们看起来都有点呆傻，但并不伤害他人；她们都喜欢自言自语，热衷于炫耀自己的身体；她们的舞蹈（歌唱）跟阿甘的奔跑有着惊人的相似点：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却饱含着被人关注的渴望。

这里蕴藏着一种近似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语法，而正是这语法导致了“芙蓉”们的荣誉转型：从一个令人发笑的丑角，摇身变成全新的励志偶像。据说她表情端庄，登上北京大学讲坛，向学生们发表演讲，恳切地宣叙人生的哲理，以及她个人艰难奋斗的感念，并再度展示了自己的“s”形造型。尽管这只是一种商业炒作的噱头，却提供了主流体制改造丑角偶像的广阔前景。它预示着一种体制化的奇迹：国家有足够的力量来规训丑角，把她们变成符合规范的新人。

主旋律电影《建国大业》，令人意外地展示出老式偶像翻新的努力。在这部票房空前的国家大片里，再现了“国母”宋庆龄的光辉形象。她与伟大领袖“促膝谈心”的身姿，重现了这个前母亲偶像的传奇魅力。但它只是稍纵即逝的印象而已。这个记忆中的旧时代偶像，已经无法被纳入当代趣味的框架。在即将推出的《建党大业》中，借助伟大领袖的情侣和妻子，策划者企图重蹈这个华丽的覆辙，完成其修复官方道德偶像的意图。

女性偶像的性感化、情欲化和纵欲化，阻止了母亲偶像的复苏与诞生。符号资本主义的市场游戏，就是把情欲变成有效的文化商品。它需要制造大批人工偶像，来完成情欲营销的使命。母亲偶像妨碍了情欲的表达，她们必须被悬置或遗忘，借此为“荡妇”偶像的生产和推销腾出位置。在“荡妇”流水线的尽头，我们看到了无数情欲消费者的身影，他们是r体叙事的最大买家，维系着欲望市场的可持续繁华。

母亲偶像的缺失，并不意味着中国人个体人格的普遍成熟，恰恰相反，它隐含着一种失去社会平衡的心灵危机。在母性偶像的关爱、劝慰和软化功能萎缩之后，管制日益严厉的父性体制，将变得更加坚硬、无情和粗暴；而另一方面，作为“文化之父”的鲁迅，像一座永恒的精神摇篮，滋养和激励着愤怒的青年。一些互联网的观察报告已经证实，在不公正指数急剧上升的严厉现实中，这种浸透着仇恨汁y的抵抗，早已成为bbs的基本话语母题。母亲偶像的死亡，不仅为父式官方威权提供膨胀空间，也为暴力化的民间话语反叛，开辟了汹涌广阔的道路。

本文写于2007年

发表于《新世纪》周刊　2010年第12期

出版日期2010年03月22日

在此发布时，有所改动

7　　　　　　　　　　　　　　　　　　　　　　　　　蒋友柏：不反省的公益　（2011…08…04　18：19：24）转载▼

标签：　蒋友柏　不反省的公益　杂谈 分类：　人物聚焦

不久前；　女儿的学校举办了一场　〃卖书会〃　。其表面目的是在推广　〃阅读〃　与　〃书本〃　的价值；　但因为想要　〃促销〃　而加入了　〃买书就送下午茶兑换卷〃；　让本来还有点正面价值的活动；　变成了没有存在必要的商业行为。　这种attachment也让我女儿经历了人生中最早的朋友背叛　……　因为想要得到　〃书〃；　或者　〃下午茶卷〃　；　让小学2年级的学生有了借贷的行为。这一种　〃简单〃　的互相利用；　也让我与女儿看到很多的小孩与父母是完全不重视　”教养”　的　—　只是一味的专注在　”教育”　的专研；　却忽略了做人的基本价值。当我女儿因为据理力争而受到排挤时；　我问她；　未来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并提醒他；　如果要成为一个想买　〃书〃　时不需要与别人借钱（或骗钱）的　”有钱”　人；　就必须做好自己；　而不被周遭的”便利”所影响。　因为；只要做好自己；　该是你的；　就会是你的。

这一个　”家中”　的对话；刚好可以反应台湾公益团体的问题。似乎；每一个公益团体都只会怨天尤人。（怨恨天灾为何发生在台湾外；　也抱怨台湾的大众不积极的对在地的公益团体捐献）　但是；　不愿意捐献的原因；　也就是因为本土的公益团体；　只会plain；　但却无法建立真正让社会信任的　”捐献标的”与　”参与理由。反观日本；　大众愿意捐献；　愿意投资；　因为潜意识里；　我们知道；　钱比较不会被乱花；　也比较不会进入私人的口袋；　所以捐献的成效会比较有意义。再加上与有规划的重建进步社会相比；　本土的小额临时性的　”助养”　似乎没有让人有参与的格局。

身为商人；　在还没又赚到花不完时（营业额又还不需要利用捐款来结税）；以资本主义的概念来解析公益；会比用”大我”的角度来分析较为简单。日本救灾捐款与本土小额助养的对比关系；　就如同要求市场出资帮助碰到问题的apple；会远比跪求投资者（不是投机客）参与投资银行的私募要容易许多。这是；在格局与信用不同调的状况下会发生的自然且合理的结果。似乎在台湾；　非宗教类的公益；　惯性的认为；　只能把自己也定位为弱势团体；藉由吸收不稳定的施舍；　来帮助比公益团体更弱势的弱势团体。在商业丛林中；　就算弱者结合了弱势；　还是得不到资源。这也与我女儿所碰到的问题一样。。。。多数的　〃社团〃　只注重　〃教条”　与　”荣誉”　；却无法提供俱感染力的　”教育”　和　”养成”。

反观世界级的公益团体；　不论是gates　foundation；group。。。都是以顶级的商业手法在经营。也不会在日本或其它天灾后；　藉由媒体；　呼吁社会资源分配要公平。其实；只要多花点时间；　多用点创意；　就可以建构自食其力的公益模式。我一直相信；只要自己做的好；　自然就会建立起文化。一旦有了文化核心；　就会有发言权。而以发言权辅以真实；社会就会被感染。当感染化为感动时；资源就会进来。

格局大一些；　就会知道；　资源永远不会公平的分配；信用多一点；　就会得到；　本来就存在的资源。

8　　　　　　　　　　　　　　　　　　　夜色深处有官人

老愚

夏天也无非就是这样，姑娘的裙子短了，男人的眼睛长了。

有一种人的生活从夜晚开始。他们一天的奔波好像就是为了这个时刻。包间里窗帘低垂，吊灯高悬。开衩小姐静水一般安详、可人，让人产生不由自主的尊贵感。

茅台就是酒，酒就是茅台。台面上，依次写好了牌子，书记，市长，局长，老总等等。牌子之间有空挡，那是一张张会笑的脸。大杯，中杯，小杯。白酒，红酒，啤酒。

最重要的人来了，满屋一片恭恭敬敬的寒暄。目送其人落座，其他人才把p股放在自己身下的椅子上。菜次第排开，如同受检阅的方阵，赤橙黄绿青蓝紫，服务员轻盈得如同蚊子，徐徐斟酒。

开场白一定是一号首长旁边那位：“今天，首长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跟我们共进晚餐，非常感谢。让我们举杯祝尊敬的首长身体健康！”众星捧月一般，人们把身体和酒杯伸向首长，首长含笑而饮。这一敬，气氛立马活跃起来。然后，按照官阶高低，依次向至尊敬酒。

有酒无言不成席。首长旁边往往会坐一智者模样的人，头发光亮，西装革履，投手举足拿腔捏调，让人刮目相看。此公穿针引线，诱使首长发表重要讲话，引导大家找准赞美首长的方向。

我见识过一位高手。他有鼓舌而歌的本领，在侃侃而谈国家发展战略之余，突然大声说出了心里话：“我有个感想，凡是能做到首长这个级别的，都是民族精英。”慷慨激昂，身体绷得笔直，余光盯着首长的反应，见全场鸦雀无声，一律做虔诚状，便端起酒杯，自己斟满，面向满脸油光的首长，“我敬您，我干了。您随意。”双手举杯，弯腰若干度小心跟首长碰了，站直，一口吞了。还在咀嚼妙论的人们，开始了又一轮敬酒仪式。在踊跃虔诚的敬酒中，首长面色渐渐红润，谈吐愈机敏，声调越发高亢，抒情。他会挥手劝告大家，请便，请用菜。

让人不爽的是命令型首长：“你给我喝！你也喝！”一帮下属诺诺而饮，比谁脖子仰得角度大，看谁喝得痛快。此类官员往往做座山雕状，喜欢山呼万岁。这样的酒局，常常让那些不擅应酬的头疼，他不知道上司的哪句命令必须执行，哪道可以打折扣，哪道可以嘻嘻哈哈消化掉。干！干！干！一杯杯下去，东倒西歪，口吐白沫，上司乐了，看到部下丑态百出，他似乎剥掉了他们的裤子，心里油然而生某种施虐的快感。

最可怕的是大发酒疯的。他频频举杯，一会儿就摇摇晃晃，晕晕乎乎，脸如醉枣，人如垂柳。某部队高官有事求人，拿了一瓶茅台，跟每个人干，而且是连续性狂干，陪同的某单位四条大汉腻腻歪歪，仅有的一位老美女强撑着应付。此高官已经迷迷糊糊了，还喊着“陪我喝酒，喝啊！”晃晃悠悠端起杯子窜访另一屋，刚才陪过自己的主人跟他喝酒。一进去，就用双手揣摩主人朋友的脸。杯子举着举着，人就歪在地上，做呕吐状，服务员忙搀扶进卫生间，好久才腰杆笔直地出来。主人豁出去了，问他还有茅台吗？“有啊，怎么没有！”他往门外喊：“小李，下去拿酒。”他挥手唱道——“一瓶，两瓶，三瓶，要几瓶有几瓶。”主人故意问：“你的是真的吗？”他一拍桌子：“他妈的，谁敢给我送假的？”

陪酒的醉，还能克制，他们似乎在喝醉时还明白自己是下属，一般都是悄悄倒下去，胡言乱语几句就被人抬走。首长喝高了，酒力发作，饭桌就成了表演大舞台，有大讲荤段子的，有声情并茂朗诵《长恨歌》的，有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大家都得陪着，假装首长未醉，迎合，应和，欢呼，拍手，直到他倒下去。

名贵的菜，象征性吃一下，就被新菜替代了。酒和水消耗了不少，有的人真喝，有的人假喝，矿泉水便派上了用场。

最好的情况是，不喝酒的首长文艺细胞发痒，抓过歌舞伎的手风琴，拉一曲《摘苹果的日子》，或者走上前去，和歌女肩并肩唱一曲《不曾苟且》。

筵席散得很突然，首长端详手机神情骤变，酒局就散了。簇拥首长到小车旁，看着他坐好，车门关了，再挥手伸脖子做深情告别状。汽车驶出视野，大家松了口气，月色正好，腹中空空。清风吹拂的夜晚，因为他们而难以安静。

9　　　　　　　　　　　　　　　　　　　　　　　　　　　　　　　　唐辛子　：日本产妇不坐月子

2011年8月5日　13：30

来源：凤凰博报

收到一封叫“小何”的网友来信，如下：

辛子姐：

您好！

因为我和老婆今年准备要孩子，但是最近因为在产后坐月子上的一些问题，产生了一些争执。我认为坐月子不能洗澡，不能洗头等这些都是不科学的，因为我看到过有朋友写他在美国生孩子后经历，护士对于我们所谓的这些“坐月子”传统感到十分的惊讶和不理解。我知道您家的小朋友是在日本出生的，如果方便的话能否借您的视角分享一下在日本产后的一些经验，谢谢！

您忠实的读者：小何

我给小何回信说：“几年前我给国内的亲子杂志《妈妈宝宝》写过一段连载的专栏，曾经谈到过这个问题。等我将文章找出来，再综合你的询问，贴去博客回答你。可以吗？”

下面是好几年前，曾经应亲子杂志《妈妈宝宝》的邀请写过的一篇约稿…“世界各国孕产大不同—日本篇”，全文近一万字，以下为部分内容节选，为方便博友们阅读，重新拟定了新的标题和小标题。

生孩子是自然现象，日本产妇不“坐月子”

1：日本产科医生对孕妇的体重控制很严格

在日本，一般有公立医院与私立医院之分，而设有妇产科的医院，一般可以按规模和性质分为大学医院和综合医院，或者专门的妇产医院。我当年选择的是一家评价很不错的私立综合医院，因为这家医院保证孕妇的健康和隐私，妇产科与医院其他科室完全隔离，妇产科设置有自己的专用电梯和专门通道，孕产妇入院后均入住带卫生间的酒店式单人标准间。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这家医院没有让人讨厌的消毒水的味道，取而代之的是大厅右侧咖啡座里飘来的淡淡的咖啡香，还有轻柔的背景音乐和满眼的室内绿色植物，苗条的护士们身着粉色的漂亮制服满面微笑地在医院的过道中穿行，说是家医院，但给人感觉它更象家星级酒店。

从知道怀孕之后，我就开始每月一次去这家医院进行例行的健康检查。在整个怀孕期间，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家医院的医生对于孕妇们的体重管理，在怀孕三个月的时候开始，责任医生便根据我的身高和当时体重，预算出从怀孕到出生，妈妈和宝宝允许增长的体重范围，医生的算法是这样的：

胎儿出生时体重一般为6斤左右，胎盘羊水一般为1斤左右，其他多余重量均为怀孕期间堆积起来的脂肪，而我的身高是163cm，体重104斤，按医生的要求，最多只允许将体重增加到112斤，也就是说去掉胎儿，胎盘，羊水的7斤重量以外，医生只允许我增加1斤的体重。

医生告诉我说，怀孕时控制体重，有三大好处：1：可防止孕妇中毒症；2：预防因胎儿过大而出现难产；2：方便产后的体形恢复和zg，yd的还原。

怀孕第六个月时，因为过圣诞节，我一时高兴，多吃了点圣诞大餐，一个星期内居然体重疯长了4斤，结果给医生批评，被勒令减肥，甚至连每天必吃的水果，也被医生要求以西红柿，西兰花等蔬菜来代替，因为医生说：水果含糖份过多，孕妇多吃容易发胖，而蔬菜富含更多维生素，热量和糖份却基本为零。

除了严格的体重管理之外，医生还要求我进行产前体能训练：每天早晚散步至少一小时，托医生严格管理的福，直到女儿mii出生前的一星期，俺挺着大肚子依旧健步如飞，走上二小时也不感觉劳累，手脚也没有任何浮肿的现象，甚至从背影看，都根本看不出一丝孕妇的迹象，在躺上分娩台后，半小时便顺利生下了健康可爱的女儿mii。

这儿补充一句：并不是每一家日本医院都对产妇的体重控制严格，但是，绝大部分日本妈妈在分娩之后都身材没有什么变化，怀孕的时候就是肚子隆起来，分娩之后也就是肚子瘪下去而已。相信这和日本人的饮食习惯及思维方式有关，日本料理可以说是世上最清淡的料理，而且，日本人从来不认为女人怀孕了就应该补这补那，一切都很听其自然。

在生下mii的第二天，医生就对我说：只要身体允许，不必老是躺在床上，可以下床去走廊上散步活动活动，而且也可以开始每天洗淋浴。对于日本人来说，每天泡澡就象每天要吃饭一样那么理所当然，产妇在身体的伤口愈合之前，虽然不能泡澡，但淋浴每天照洗不误，我就在自己住过的那家医院里，见过同一天生宝宝的日本妈妈，生下宝宝的第二天，便洗得头发湿淋淋地光着脚坐产房住院部的休息厅里吹空调，喝冷饮，当时，刚来日本的mii外婆看到了，十分大惊失色，说：这些日本人，怎么这么不爱惜自己！这样要生病的，刚生完孩子啊，还是坐月子的时候！

不过后来据我的观察，那些生完孩子便迫不及待将自己洗得湿淋淋的日本妈妈，并没有因此而生病或落下什么后遗症，相反还健康得很，而且日本也没有孕产妇忌生冷这一说，例如我生下mii的第二天，医院特意为几位新生儿妈妈准备了法国料理进行祝贺，在送进我房间的法式料理餐盘中，除了冰镇鲜果汁外，甚至还有香草冰淇淋作为餐后甜点。

2：回归自然，以最原始最自由的姿势来生下自己的孩子

日本的一些产科医院的理念，还十分具有特色和个性。例如曾经看过一个电视专题报告，说有一家私人妇产专科的院长，多年来一直推行“自由体位分娩”理念，这家医院的分娩室，是一间在日本最常见的宽大的塌塌米房间，医生让产妇在塌塌米上以自己感觉最自然的姿势将孩子生下来，此外，医院院长甚至还在自己的医院里搭建仿古场地，里面放上各类古老的劳动器具，让孕妇们每天定时在里面劈柴烧火，跪着抹地等等，这位院长说：现代文明和高科技，让孕产妇过于娇气起来，而实际上女人生孩子，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而且这位院长认为自然的体力劳动可以培养孕妇的体力并增强孕妇的体质，让宝宝们出生的时候更加自然顺利。

现在日本赞成“自由体位分娩”的人越来越多，有不少私人医院特别是私人妇产专科，都备有“自然分娩”的塌塌米和室，当孕妇选择了“自由体位分娩”之后，助产妇会提前给孕妇夫妇二人“上课”说明要领和注意事项，因为在踏踏米上的自由体位分娩，产妇们从阵痛到分娩，完全按自己和腹中宝宝的需求，或跪或坐，或趴或站，直到孩子诞生，都需要丈夫的给予的力量与帮助，这样给人的感觉更象是夫妻二人一起生孩子。赞成“自然体位分娩”的产科专家们认为：目前在世界上占主流的“仰卧式分娩法”是不科学的，会妨碍母体与胎儿出生时的正常用力，甚至人为造成难产。而且这些产科专家们还认为：世界上没有一种动物会象人类一样四腿朝天地生孩子，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应该回归自然，以最原始最自由的姿势来生下自己的孩子。

日本的准妈妈们在生下宝宝出院之后，还有回娘家的习惯，时间一般为一个月左右，娘家近的一般出院后直接由娘家人接回家，远些的干脆就选择回娘家待产，这就是日本人常说的“里帰り出産”，因为在刚生下宝宝的第一个月里，妈妈们难免手忙脚乱，而这个时候能够毫无顾忌地帮手的人，只有自己的母亲。当然也有好婆婆们会象照顾女儿一样照顾媳妇，不过只要自己的母亲还健在，大部分刚刚生完宝宝的新妈妈们，依然会愿意回娘家去住上一阵子。所以说，日本的妈妈们其实也是有“月子”的，只是她们的“月子”性质和我们中国不一样，中国人是“坐月子”，而日本的妈妈们呢，则在她们的“月子”里重新回到自己的母亲身边，再做回了一次妈妈的女儿。

最后这一段话，写给网友小何：

小何，上面是关于在日本孕产的一些介绍，不知道是否对你们夫妻俩有帮助。关于中国人的“坐月子”不能洗澡不能洗头等，除了源于传统的中医理念，还因为过去中国人的洗浴条件差，特别是中国农村，至今洗浴条件不好的地方也很多，这样的地方，与卫生相比，当然会首先看重产妇的健康，千万不要因为洗头洗澡而吹风受凉，所以，从这点而言，产后不能马上洗澡洗头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你们在城市，有好的沐浴设备和洗浴条件，我认为完全不必顾忌这些传统习惯，因为人的生活习惯，受环境制约，但也应该因环境而改变，这样才是自然的。

郑若麟：当“巴黎情结”缠绕中国富翁的心头

来源：凤凰博报责任编辑：2011年08月09日18：45【评论0条】字号：t｜t

不久前，胡润百富报告称法国成为中国百万富翁的“首选旅游地”，这使我产生不少联想。中国富翁似乎确实有着一种“巴黎情结”，对巴黎情有独钟。我在巴黎就邂逅、招待过一些“富豪”，出手确实不同凡响。曾有中国一位国家级官员（政协副主席）因私人事务途经巴黎，我去拜访，也就住在来往巴黎的朋友都知道的148：位于郊区“犹太城”的使馆招待所。而陪同前来的一位富翁，则住在凯旋门广场附近的“拉斐尔”四星豪华级大饭店顶层的复式套间。

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位大富翁的公司当时正在与法国的合作伙伴因涉及产品专利的问题而在打官司，因此问我能否请几位中、法记者聚一聚，私下沟通一下。这在法国是非常流行的做法，即在轰动性新闻爆发之前，先透个底给记者，当然更重要的是影响记者的观点和立场。用记者的流行语就是开一个off的新闻会，即不供发表、仅供参考。在这种场合，能够了解到很多内幕。这在中国官方是很少做的，但中国的富翁却已经凭着自己经商的本能，理解并开始做起来。当时时间非常紧，也就一天。我担心我认识的一些法国著名记者可能早就另有安排。法国的名流和上层见人都要事先约会的。越是出名地位越是高者，约会的期限就越长。你要见我一面？可以，三周以后。我曾有过一次约到三个月以后！不料，当我告诉他们这位富翁的名字和约会的地点时，好几位大名鼎鼎的法国媒体人都专门改变日程而赶来与这位中国的“暴发户”见面。当时我感叹，有钱能使鬼推磨，原来是一个普世真理啊！

大约两、三年前，我曾与一位专门安排法国高档旅游的朋友聊过天。她透露，中国的富翁现在到巴黎，主要还是常规旅行，还没有像她所接待的那些俄罗斯、美国、阿拉伯世界的巨富，乘坐私人专机、居住私人寓所、出入的是私人宴席……甚至连购物也是“私人的”：即一些高档豪华品牌为他们专门安排不对外开放的私人销售。不久前我再次与这位豪华旅游高管偶遇，她兴奋地说，她的顾客名单上已经开始出现中文名字。

我好奇地问，中国富翁都对什么感兴趣，“这是职业秘密，”她眨了眨眼睛说，“大题上来说，他们钟情的，是首饰、名酒和路易·威登、爱玛仕等服装和箱包……”。“现代艺术品市场呢？”我问，这也是当代升值空间最大的领域之一，法国的富翁如路易·威登公司的老板、世界第四富翁贝尔纳·阿尔诺就专门投资一些当代艺术家，在大量收购他们的作品后，再将其造势成名，特别是通过特殊手段将他们的作品收入国家级的博物馆，使其价格飙升，利润极为可观，而且不用纳税！最近因索菲大饭店性侵案而闹得全球闻名的法国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斯特劳斯—卡恩的妻子，就是出身在一个现代艺术品交易商的家族。其祖父就是通过买卖如毕加索一类画家的作品而暴富！“在这个领域，中国大陆来的富翁似乎一点儿也不敏感，”这位了解中国富翁巴黎行踪的旅游高管说，“他们也很少参观卢浮宫或奥赛博物馆。但他们嗜好到波尔多最著名的酒庄品酒，而且常常一开口就要将对方买下来……”

难怪法国一些“贵族”瞧不起中国的富翁。曾有一位法国奢侈品商在电视三台一档文化节目上说，“中国人都是一下暴富起来，没有品味，没有文化。虽然买得起我们的东西，但是我们不会请他们到家里赴宴。”不知这位法国商人的话是否会令那些在香榭丽舍lv旗舰店门口顶着烈日排队为法国奢侈品商送钱的中国人热度更高？不过我以为这并非中国富翁们的“错”。我们经年累月对海外文明有着一种畸形的视角：对其深层思想的内涵往往漠然，但对其物质上的有形硕果则欣赏之至，而且学得很快。记得老舍的不朽名剧《茶馆》里有一句令我至今记忆犹新的台词：“大英帝国的烟，日本的‘白面儿’，两大强国侍候着我一个人，这点福气还小吗？”这种心态今天换成了lv的包、拉菲的酒、cd的香水和劳力士的表，仅此而已。

在巴黎我不仅采访过富翁，也曾遇到顶级高官的来访。令人无奈耸肩的是，中国高官的一些夫人来到巴黎，不去慈善机构、不访博物馆，却常常留恋于奢侈品厂商或高档品商家，令人暗暗感叹修养的缺乏。但这也同样不能怪她们：当全民崇拜西洋奢侈品的时候，怎么能想象高官夫人们独善其身呢？不过，有些富翁已经开始在巴黎寻访当年火烧圆明园或八国联军侵华时，法国官兵从中国掠夺的文物了。在一些巴黎拍卖场，中国文物往往被中国人拍走。这也是中国富翁们为己谋利的同时也为国贡献的一个例子。

现在新的“巴黎诱惑”又出现了：高档房地产。巴黎已经不再仅仅吸引中国的富翁前来旅游，而且已经开始诱惑他们前来居住。不久前我应邀参加了“巴纳斯高档房地产公司”在巴黎香街上的那家著名饭店“富凯”举办的早餐会。富凯饭店因萨科齐当选总统后邀请一批法国巨富在那里大肆庆贺“胜利”而成为法国暴富的象征。该公司总裁介绍说，继阿拉伯、美国、日本和其他欧洲国家之后，中国富翁开始将视线转向巴黎的高档住宅。

巴黎的高档住宅是为全球富翁们准备的，一般都是在最好地段的房产，房子有新有旧，包括一些古老的石板楼房。巴黎的高档住宅价格不菲，每平米价格在12000到50000欧元之间，但升值空间亦大。虽然从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后总体上升值率比不上香港（升值70％）和上海（52％），但也达到28％。特别是去年一年，当香港高档房产升值26％、上海16％时，巴黎升值20％，是一个很不错的数字。更特殊的是，巴黎高档房产价值比较稳定。2008年巴黎在危机中房产跌幅（—8％）小于上海（—10％）和香港（—23％）。这些高档房产一般都是超豪华的，如巴黎一区一套能够俯瞰卢浮宫的顶层复室楼盘，400平米加55平米带泳池的大平台，售价1800万欧元，平均42000欧元一平米。据介绍，这套房产不到一周就卖掉了。买主是何人，属商业秘密。惟一可以肯定的是，在巴黎高档房产买主的名单上，已经有了中国人。据透露，已经有几个中国富翁在巴黎购了高档房产。根据法国法律，购房款都必须有合法收入证明，以防“洗钱”。因此想来购房者应该没有“非法致富”的嫌疑……

我想，中国的富翁与其将金钱抛在仅仅会“钱生钱”的股票、债券身上，与其在国内将房地产炒到平民买不起，不如趁西方今天财富在缩水的历史机缘，实打实地将巴黎一点一点地买下来。房产是个人财富中最为稳定的投资。西方是个金钱至上的社会。过去，法国特殊之魅力，在于视“社会承认”与财富同样重要。即认为一个人的才华得到社会承认的话，与赢得金钱一样重要。但今天，没钱，再有名也没用。因此，当中国人将半个巴黎买下来的时候，我相信中国人仰视西方的时代也就将会结束。更何况，纸币永远在贬值。将纸币换成巴黎、纽约、伦敦等西方心脏永远升值的房产，是“藏富海外”，与“藏富于民”不正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吗？

当然，前提是世界永葆和平和中国的强盛……

刘瑜：给理想一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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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瑜　（进入专栏）

你相信头脑还是心灵？一次聊天中，一个朋友问。

我说我相信时间。

总结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时，一个经常被提及的原因就是“国民党没有开展土改”，因而失去了农民。相比之下，共产党土改搞得轰轰烈烈，打土豪，分田地，翻身当家做主人。农民分到了土地，于是参加革命保卫胜利果实。

其实严格说来，国民党在大陆期间也不是没有土改愿望。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众所周知，蒋介石政府从1930年颁布《土地法》到1946年《绥靖区土地处理办法》，从浙江“二五减租”运动到蒋经国赣南土改实验，也并非没有意识到“平均地权”对于争取人心的作用。

问题在于，与“暴风骤雨”的暴力土改相比，国民党政府不但土改力度小得多，而且理念上更接近和平土改。所谓暴力土改，其实是自古以来农民起义的升级版，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该杀杀，该分分。当然，既然是革命，就不单是起义，还有一整套革命话语和仪式来赋予其意义。于是“剥削”“翻身”“阶级斗争”这种陈胜吴广们没能想出来的词汇成为日常用语，于是有了“诉苦会”和“斗争会”这种制度创新。

而所谓和平土改，核心即赎买，政府用土地债券从地主手里买地，再让农民用数年分期付款的方式从政府手里低价买地，其好处是地主和农民可能“双赢”：农民最后得到了土地，地主则得到了资本。国民党在大陆期间没来得及也无力大规模推广和平土改，到台湾后推而广之，结果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加快了台湾的工业化进程；其间也有诸多不公，但一批地主通过土改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转向工商业，推动了台湾经济起飞。

既然更接近双赢，为什么和平土改反而常常没有市场？仔细想来，无非是因为它“慢”。相比革命土改那种一夜之间“你的就成了我的”的变革方式，和平土改的政治利润低。一颗钻石放在你面前，一个人告诉你，你现在就可以免费得到它，另一个人告诉你，你需要十年分期付款才能真正拥有它，你跟谁走呢？

自由主义在整个20世纪被左翼或右翼激进主义围追堵截，以至一度节节败退，甚至今天仍难在民众中扎根扩散，根源也许就在于这个“慢”字。当激进主义向民众许诺立竿见影的变革时，自由主义许诺的只是漫长生长期之后的瓜熟蒂落。要造就翻天覆地的急速变化，激进主义的前提必然是“万众一心”和“同仇敌忾”，从而为一元化权威体制铺平道路；自由主义则意味着人人各自为政，只通过“看不见的手”形成合力。激进主义交给你一个救世主，而自由主义仅仅是将你交还给你自己。

然而，世上真有救世主吗？“一个强大到可以给你一切的政府，一定也强大到可以拿走你的一切。”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集体化运动，正是这一逻辑的证明。钻石捧在手里还没捂热，后来通通交到国家手里。到50年代末，台湾的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大陆却出现天灾人祸。那些死于饥荒的农民是否想到，他们的痛苦与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痛快之间，是否有种隐秘的联系。

相信时间，就意味着相信除了千千万万人日积月累的努力，历史没有进步的捷径。对于渴望一夜之间得到解放的人们，这可真令人扫兴。在总结苏东转型之艰难时，一个解释是：制度也许可以一夜之间改写，但是企业家精神、商业头脑、市场意识，只有通过漫长的学习才能形成。对于急于宣布转型本身是个